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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诉讼调解

作者:甘泉县人民法院孟安平、丁志力、曹江平  发布时间:2010-01-18 14:51:40


    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商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及刑事自诉案件的重要审判制度。我国传统上是一个伦理社会,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凸现,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减轻行政、司法之压力,使当事人获得双赢,符合公正司法的本质要求,降低上诉率,申诉率,破解执行难,达到司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诉讼调解作为一种结案方式承载着提高司法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使命。但是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迈进,传统的调解模式的弊端正日益暴露1。因此对诉讼调解的价值地位和发展方向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试作详细阐述,以期收到抛砖引玉之目的。

    一、诉讼调解的历史沿革与价值取向。

    1、诉讼调解的历史沿革。

    调解是中华民族横亘古今,最有生命力也最为全世界所注目的法律传统。早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已有调处记载,秦汉以来,司法官员多奉行调处息诉的原则,至两宋随着纠纷日益增多,调处呈制度化趋势,明清时调处制度已臻完善2。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开始全面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建立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但由于各种原因,这套制度未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因此传统的调解模式仍为首选。至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个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司法机构已建立了诉讼调解制度,将审判与调解紧密结合,并倡导“马锡五式”的审判方式3。

    建国后,1958年毛泽东同志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结合民事审判实践提出了民事审判的基本方针即“依靠群众,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4年这十二字方针发展为“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十六字方针。这在当时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法律控制极其薄弱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调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1979年的《民事诉讼法》将调解为主修改成着重调解的原则,但实践中仍存在强迫调解的现象4。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调解自愿与调解合法的原则,并强调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可见长期以来诉讼调解已成为我国法院解决纠纷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

    2、诉讼调解的价值取向

    诉讼调解在我国民事审判制度中具有较高的诉讼价值。调解结案深得人心,这种方式无需烦锁的举证、质证、认证程序,不要严格划分权利和责任,也不要适用法律裁判,不能上诉,再审的可能小,易执行,出现差错几率低,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权主导性运行方式。

    我国传统几千年,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及人治社会中对法治漠视的心理积淀造成了人们厌讼心理,不愿对薄公堂。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这这一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要求人民法院工作不能离开调解。诉讼调解可以减少诉讼资源的浪费,缓解当事人诉累,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正义不亚于判决,从而促进和谐建设。

    二、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与国外诉讼制度的考察。

   (一)对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分析。

    我国民事审判方式在构造上仍是调解型的,这有着传统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5。但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人们关注的司法腐败,滥用审判权,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的存在。我们在研究诉讼调解制度的同时,不能不分析其弊端所在。

    1、调审合一的传统模式下,审判权介入调解,影响当事人自由合意的形成,导致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骗促调的现象普遍存在。

    2、调解促使当事人让步息诉为目的,因此常常要付出牺牲一方甚至双方合法权利的代价,调解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放弃部分权利为代价,即使这种让步是当事人自愿作出的。强调调解存在保护权利不足的问题。

    3、调解程序中,法官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职权主义色彩较浓,必然导致法官滥用职权,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失去了其特有的公正价值。

    4、实体法、程序法对法官约束力的双重软化,助长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不正之风盛行。程序法对法官约束力的软化导致法官行为失范,审判活动无序;实体法对法官约束力软化导致调解结果隐性违法和法官滥用审判权6。同时在当前道德滑坡,社会风气不好的大环境下,加剧了以审判权交换经济利益这一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为司法公正抹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二)对国外诉讼制度的借鉴和学习

   《德国民法典》第279条规定,地方和州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力得当事人和解。为达到这一目的,法官必须命令当事人到庭或把他们委托于受命法官进行和解7。在诉讼和解方式和成立条件方面,德国法律规定,和解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在案卷上作为合同进行登记,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并经双方当事人同意8。

    美国的《民事诉讼法》中对和解实用判例法,鼓励审判前和解和非诉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在审判前和解方式和条件是法官征得双方同意后命令其和解或者由与法官无关系的第三者主持和解9。

    日本民事诉讼理论把和解定义为,“双方当事人把他们的请求、主张、相互让步结果在诉讼上进行相一致的陈述行为”。日本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凡民事纠纷当事人均可要求法院进行和解,但某些不宜和解和当事人怀有不正当目的强行要求和解的,可不予和解10。

   (三)我国法院调解与国外诉讼和解的异同

    我国的法院调解与国外诉讼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不同方式,在诉讼模式、程序设置、诉讼地位和制度规定上有着许多共同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国诉讼调解

    在民事诉讼中地位极其重要,法院十分重视调解。调解人员具有调解员和审判员的双重身份,实行调审合一模式。

    两者都可发生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其效力类似于判决的效力;在诉讼程序中都由法官主持协商并对当事人进行说服,从而促进纠纷的解决。

    国外诉讼和解

    在民事诉讼中地位一般,和解只是审判程序的副产品,调解人员具有独立身份,实行调审分立模式。

    两种不同的诉讼制度,实用于两种不同的模式之中,但法律效力、诉讼目的等方面却是相同的。两者之间有许多方面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

    三、对新时期我国诉讼调解改革的几点构想。

    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呈现社会经济市场化、社会价值多元化、社会结构分散化和社会关系契约化,由此而引起的各类纠纷日益膨胀,有限的司法资源不堪重负。现代诉讼中低效率、高成本等特点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引起当事人上访投诉。现行的调解制度已无法面对社会过于复杂的纠纷,因此必须对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进行改革。

    苏力先生指出,中国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和实际11。进行诉讼调解制度改革,不能因噎废食,囿于调解结构的内在冲突和运行中的失衡而否定调解的价值,而应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改革,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特有的自由和效率的价值地位。把调解制度纳入审判制度改革的柜架之中,研究调解形成的文化背景、经济基础、分析现行调解制度之弊端,借鉴国外相关制度之精华,不断完善我国的诉讼调解制度。

   (一)加强法官的职业化建设,重构调审分离的诉讼调解模式。

    1、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为实行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奠定基础。

    所谓法官职业化是指对法院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使法官从烦杂的法律事务中解脱出来,以便集中审案,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实行法官助理制度,整合法院审判资源,为实行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奠定基础。

    2、调审分离模式及其运作。

    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是指对案件的调解与审判分别适用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的司法人员主持,以解决矛盾纠纷。调审分离的诉讼模式可有效地防止审判人员滥用职权,阻却当事人合意的贫困化,从而有效地解决审判实践中司法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矛盾以及坐堂问案与送法下乡的矛盾。

    实行调审分离首先要设立独立的诉讼调解程序,赋予当事人以程序上的选择权和诉讼调解程序的启动申请权,调解应当贯穿民事审判始终。在诉前阶段,法院设立专门的调解组织,一部分民事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法院调解组织中的法官助理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参与调解,最后由人民法院依法确认其效力;在审判前的准备阶段,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由调解组织中的法官助理或法官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在这一阶段实行当事人主义原则,法官或法官助理只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机会,提出调解建议,提供法律帮助,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在庭审阶段,经过开庭审理,案件事实已经查明,如果当事人同意调解可向人民法院调解组织申请由其主持调解,调解不成由合议庭合议并及时判决。

   (二)完善诉讼立法,加强诉讼调解体系建设。

    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于1991年颁布,时至今日已二十多年,其中对诉讼调解的规定过于原则且不便操作。最高人民法院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调解程序进行了规范,但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审判制度的需求,因而完善诉讼立法,加强诉讼调解建设迫在眉捷,刻不容缓。

    1、规范诉讼调解的受案范围,对于婚姻纠纷、继承纠纷、监护纠纷、相邻纠纷、财产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当调解,对合同纠纷、劳动争议、医患争议、城市房屋搬迁等纠纷可主张调解。对刑事自诉案件也可主张通过调解解决。

    2、规范诉讼调解程序,民事诉讼法应专章规定调解程序,从程序的启动、调解组织、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等方面予以明确规定。

    3、重构民事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应自当事人签字捺印之日起生效,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保障调解书的严肃性和强制性,维护司法权威。

    4、为法官重新定位,确立法官的中立地位,严防审判人员滥用职权,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与正义。

    5、建立诉讼调解期限制度,诉讼调解期限一般以十五天为宜,重大复杂案件不得超过一个月,以提高司法效率。

    6、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建立一支以法官和法官助理为主体的司法调解队伍,各中级、基层人民法院成立专门办理调解案件的调解委员会,调解委员会主任直接对院长负责。

    7、完善诉讼调解再审制度,为诉讼调解提供司法救济。

    结语: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制度,也是人民法院结案的一种重要方式。笔者从我国诉讼调解的价值地位和存在弊端进行了辩证分析,并对当代中国诉讼调解的重构进行了初浅的探索。但调解并非万能,并不是所有的诉讼调解都有助于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要在制度上予以实现,在诉讼中调解应当实行调审分离,对诉讼调解应坚持自愿,不损害国家集体及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国家强行法等原则建立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持。否则我们的诉讼调解就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主题背道而驰。诉讼调解的重构必须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充分体现公平正义。诉讼调解改革必须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引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矛盾纠纷,推动和谐社会进程。

    注释体例如下:

    1、李浩著:《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58页。

    2、张晋藩著:《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3、张晋藩著:《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4、张晋藩著:《中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84页。

    5、李浩著:《民事审判中的调审分离》,发表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61页。

    6、李浩著:《论法院调解程序法与实体法约束的双重软化》,载《法学评论》1996年第4期第121页。

    7、林榕年、叶秋花编:《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第249页。

    8、林榕年、叶秋花编:《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第251页。

    9、林榕年、叶秋花编:《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第252页。

    10、林榕年、叶秋花编:《外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第252页。

    11、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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